写了 《“金轮大王”和“甄志邴”》 后感觉有些意犹未尽,故补此篇。 金庸先生在新版《神雕侠侣》第十三回中作了以下注释: 注:本书初版之中,金轮国师作金轮“法王”,其身份为西藏喇嘛教法王,有读者指摘作者歧视西藏密宗,常将喇嘛派为反面角色。其实作者对藏传密教同样尊崇,与尊敬佛教之其它宗派无异,亦决不歧视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内蒙等地的藏族同胞。作者曾受藏传佛教上师宁布切加持,授以净意、清静、辟邪咒语,熟读后能随口念诵,作者客厅中现悬有藏胞从西藏带出之大幅莲花生上师显圣唐卡织毯。 据史书记载,元朝中期以后,蒙古统治者入据中原,利用少数藏传喇嘛,欺压人民,多作淫秽之事,违反佛教宗旨及戒律,故事中将喇嘛写作反派角色,并非故意歧视。为免误会计,三版修订时将原来的“法王”改为“蒙古国师”,但其个人作为,仍大致根据史书所述之“番僧”作风,与行为高尚圣洁之其它喇嘛全不相干。 看起来,“金轮法王”易名,乃是金老先生迫于某些压力,不胜惶恐之下做出的妥协。不过即便叫“金轮国师”也比“金轮大王”像样多了,张大胡子的审美情趣真是难以捉摸。 从这里来看,“金轮法王”的原形应该就是“蒙古统治者入据中原”后的“少数藏传喇嘛”中的“蒙古国师”。 藏传佛教流派众多,从大的方面可分黄、红、白、橙、黑、花6宗。 其中“花”指的是创于1073年的萨迦派,由于该教派寺院围墙涂有象征文殊、观音和金刚手菩萨的红、白、黑三色花条,故又称花教。花教历史上有著名的“萨迦五祖”。 蒙古人接触藏传佛教是从铁木真时代开始的。当年铁木真打西夏,经过吐蕃,接受了藏传佛教的教义,并颁昭允许喇嘛到蒙古地区传教,免除喇嘛的差税、兵役,不准士兵侵扰寺院。 后来,萨迦四祖贡噶坚赞带着两个侄子(其中一个是后来的萨迦五祖八思巴)到凉州会见了“凉州王”阔端(窝阔台的儿子,铁木真的孙子),当时阔端正在生病,贡噶坚赞用“狂猛烈狮子吼法”把他的病治好了,又显露了一些其它的神通,于是阔端一家都很尊敬他。贡噶坚赞在凉州七年,宣扬佛法,奠定了萨迦派在蒙古人心目中的地位。所以直到今天,在内蒙地区所流行的仍然是花教。 贡噶坚赞的侄子八思巴后来继承了他的衣钵,就是萨迦五祖。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国师”、“帝师”、“大宝法王”。《元史》中说他是个神童,连现在的蒙文也是他创制的: 以其帝师八思巴者,土番萨斯迦人,族款氏也。相传自其祖朵栗赤,以其法佐国主霸西海者十余世。八思巴生七岁,诵经数十万言,能约通其大义,国人号之圣童,故名曰八思巴。少长,学富五明,故又称曰班弥怛。岁癸丑,年十有五,谒世祖于潜邸,与语大悦,日见亲礼。 中统元年,世祖即位,尊为国师,授以玉印。命制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仅千余,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关纽而成字者,则有韵关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则有语韵之法;而大要则以谐声为宗也。至元六年,诏颁行于天下。诏曰:“朕惟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吾字,以达本朝之言。考诸辽、金,以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文治浸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遂升号八思巴曰大宝法王,更赐玉印。 十一年,请告西还,留之不可,乃以其弟亦怜真嗣焉。十六年,八思巴卒,讣闻,赙赠有加,赐号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至治间,特诏郡县建庙通祀。泰定元年,又以绘像十一,颁各行省,为之塑像云。 藏传佛教里的喇嘛,得蒙古“国师”、“法王”之封号,而时间上又差不多吻合的,就是八思巴了。 或曰:小说家言,未必真有什么“原型”,如此考据,是腐儒之所为,并无意义。 若是其他书,倒也罢了。而金庸先生的作品往往虚虚实实,人物、事件都有出处。举个例子:“金轮法王”的兵器是五个轮子,这就不是凭空想象。在古印度,真的有“轮”这种武器,而且杀伤力巨大。后佛教借此而生“金轮”一词,象征佛法象轮一样旋转不停,永不停息。让这个人物以轮为兵器又以“金轮”为名,是再巧妙不过了。正足见金庸先生学之渊博,思之雅谐。 (又看到一种说法,称金轮法王的原型乃是贡噶坚赞的师弟、八思巴的师叔。不过我能读到的书有限,就无法进一步考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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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轮大王”和“甄志邴”》补遗
2007-03-03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