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路# (14) 琐事
在美国生活满半年后，我第一次意识到一件事：日子，真的开始往前走了。

不是突如其来的改变，也不是某个决定性的时刻，而是一种几乎察觉不到的滑行。像一个开车的新手，哪怕在熟悉的线路上还是会习惯性慢行，但是却不再心慌。

父母很快就进入了工厂的节奏。那是一种不需要语言的适应。机器的声响、固定的休息时间、永远洗不干净的线头气味，很快就替代了陌生与不安。

母亲习惯性加班。不是因为有人要求，而是她心里清楚：每多做一个小时，家里就多一分喘息的空间。她算账算得很准，美金在她眼里是可以一分一分拆开的东西。父亲上夜班，白天睡觉，晚上出门。夜班补贴让他走路的步子都显得稳一些。

我们都明白，这不是理想的生活，但至少是可以被计算的生活。

妹妹那年读高三。美国的高中是四年，她刚好站在尾巴上。每天有一辆校车在家附近接送，从家到学校，再从学校回家，这个我们都不需要担心。

作为低收入，她的早餐和午餐是免费的。我们也无法顾及是不是合她的口味，反正从来没有听她抱怨过。

她那时也想赚一些钱，于是瞒着我们悄悄找了一份送报纸的工作。

每天清晨五点，天还没亮，她就出门了。

第一天送报，我陪着她。

清晨五点的街道，空得不像现实。像一张刚被擦拭干净的纸，连折痕都没有。原本就安静的街区，在这个时间彻底失去了声音——没有引擎声，没有脚步声，甚至连风都显得小心翼翼。偶尔亮着的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薄。

当时的送报流程很简单。报纸会被统一送到各个街口，整整齐齐地堆在地上。每一叠上面都夹着一张地址单。报童只需要照着名单，一家一家地把报纸放在门口。

一般的报童都有自行车，但是我们没有，更不要说车了。她只能把那一叠报纸抱在怀里，在两条街之间来回走。

赚不了几个钱。可她走得一丝不苟，像是在完成一件必须被尊重的事情。

我跟在她身后，看着她在昏黄的路灯下，一次次弯腰、放下、再直起身来。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她不是在送报纸，她是在学着，把自己一点点放进这个世界里。

放学后，她还会把晚餐的菜洗好、切好，整齐地码在台面上。她从不喊累。反倒是我们先看不下去。

两周后，全家一致决定：不做了。

于是，她成了家里最轻松的一个人。而她对此有一点点不安。

那时的我几乎不在家。除了睡觉。

上完班就去成人学校，上完成人学校，或者从女友家回来，通常已经是夜里十点以后。家里的灯是暖的，但我更像一个过客，只短暂停靠，再继续第二天的奔波。（图一是当时我家距离唐人街，也就是成人学校的距离，坐车单程需要一个小时以上）

那时我的世界很小，小到只剩下两样娱乐：音乐，和小说。

父亲来美国后买的第一个电器是相机。那种傻瓜机，按下去就能拍。他想把照片寄回上海，让亲戚朋友看看，我们在美国，并没有他们想象中那么狼狈。在我眼里那只是为了“显摆”。

我对拍照没什么兴趣。除非是去里诺那样的地方，否则很少按快门。

我买的第一个电器是Walkman。（图二）那时还没有CD，只有磁带。那时唐人街翻版的港台歌曲磁带非常多，于是就收集的不少。每天港台歌曲一盘一盘地换。在公车上，在拥挤的人群中，那是我唯一能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

每天三小时的通勤，让音乐变成一种奢侈的陪伴。没有它，我会被现实压得喘不过气。

唐人街的公共图书馆出乎意料地丰富。一整排中文书，几乎都是繁体，但并不妨碍我阅读。我一本接一本地借倪匡的《卫斯理》。

我不太喜欢武侠，反而更能接受科幻，也许是因为那种“陌生世界”的设定，反而让我感到亲切。

现实已经够真实了，我不需要更多刀光剑影。

培训班结束后，我不能再顺路去唐人街买菜。于是，买菜变成了周末的家庭任务。而周六的早上是我们全家难得可以在一起的时候，如果我母亲不加班。

我们住得离唐人街太远，每周去一次都显得奢侈。慢慢地，我们开始走进美国人的大超市。

到美国后不久我们就知道，不能去小超市，也不能去像我舅舅开的那种街角小店。那是应急用的地方，不是生活的地方。真正的省钱之道，藏在每周的减价广告里。

周末的报纸、街角的广告箱，成了父母最快乐的“宝藏”。（图三，图四，图五）他们会把优惠券一张张剪下来，摊在桌上，认真比对。那种神情，像是在制定一场精密的作战计划。

结果很明显：每周的食物杂货支出，能省下三成以上。

多年后，我们依然用着同样的省钱方式，但是现在用的是超市的App。方式变了，心态却一模一样。

衣服几乎全是从上海带来的。香港的姑妈在我们去美国前特意寄来一些。她一直这样，在任何时刻，都悄悄替我们在上海的亲人挡一阵风。

旧金山的气候没有四季之分，所以对衣服很宽容。只要有几件春秋两季的衣服替换就行。几年不需要买新衣服，美国也没有人管你具体穿什么。哪怕有人管，我们也没有能力在意。

真正消耗得快的是鞋子。仓库、咖啡店、长时间站立和走动，让鞋底磨得比时间还快。

我熟悉大超市，却对梅西百货那样的地方心生畏惧。在我心里，那些店的价格不属于我。

说到这里，我的女友又“闪亮登场”了。

她像是总能在现实的夹缝中，找到一扇便宜又明亮的门。

她带我去了Payless鞋店。（图六）

我去过一些商场看过鞋，基本上都50美元一双。名牌的，比如耐克，可以远远超过50美元。这不是我能承受的。

而Payless店却不同。我记得他们的鞋很少有超过20美元一双的。而且每一周都有特价鞋，价格减半。

我在上海也买过鞋。但是走进 Payless 的那一刻，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买鞋可以是另一种方式。

没有柜台，没有营业员迎上来问尺码，也没有那种被目光打量的紧张感。一排排鞋子就那么安静地摆着，像是早就等在那里。没有人阻止我伸手，没有人催促我决定。我可以随便拿，随便看，随便试。

那么多选择，让我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靠墙的位置放着几张凳子，前面是一面不大的镜子。坐下来，把鞋套上，再抬头看看镜子里的自己——这个动作，在我过去的生活里几乎不存在。在上海，买鞋从来不是一个需要思考的过程。报上尺码，拿走一双，付钱，结束。（图七）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柜台旁边放着的一盒一次性短袜。薄薄的，白色的，像纸一样。我后来才知道，那只是为了试鞋方便。但在当时，它对我来说却是一种“额外的赠予”。不怕人笑，第一年我几乎不舍得买袜子，能用这些一次性的，就凑合着用。(图八）

省钱，已经变成一种条件反射。

真正让我卡住的，是尺码。我不知道自己的鞋码。甚至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问。

美国用的是一整套和我过去完全不同的度量衡。重量、长度，全都陌生。鞋码也是一样。那不是一个数字的问题，而是一种“你不属于这里”的提醒。

我们只好去问人。

收银员听完问题，没有露出任何意外的表情，只是很自然地指了指旁边的一块地毯。那块地毯上，印着清晰的尺码刻度。她的动作熟练而随意，像是在说：你不是第一个。（图九）

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可真正的麻烦，是在试鞋的时候才开始的。

我慢慢发现，即使是同一个尺码，不同的鞋穿起来感觉完全不一样。有的偏紧，有的偏松，有的前面顶脚，有的后跟空着。有时不得不选大半码，有时又要小半码。

原来“合适”这件事，本身就是需要反复确认的。就像在美国生活，不一定适合所有人。

我站在那张凳子前，一双一双地换，脚落地，再站起来走两步。镜子里的我，看上去有些犹豫，又有些认真。我并没有选择困难症，但第一次面对几十种款式，让我真正感到一种轻微的眩晕。

选择，原来也是一种负担。

最后，我拿了三双，递给女友，让她做决定。她看了一眼，很快就选定了一双，语气笃定得像是在替我卸下一件不必要的重物。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一件事：在这个已经不算太陌生的国家，很多事情第一次发生时，并不会有掌声，也不会有提醒。它们只是静静地等着你，等你慢慢学会。

在美国的生活，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地渗进来的。

没有宣言，没有戏剧性的转折。只有不断重复的日常，以及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你发现自己已经站得比昨天更稳了一点。

故事慢慢变少了。可明天，却开始有了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