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则关于钱锺书先生的故事，杨绛在《我们仨》（2003年）中是较为平实的记述：
一九七五年的国庆日，锺书得到国宴的请帖，他请了病假。下午袁水拍来说：“江X同志特地为你们准备了一辆小轿车，接两位去游园。”锺书说：“我国宴都没能去。”袁说：“锺书同志不能去，杨绛同志可以去呀。”我说：“今天阿姨放假，我还得做晚饭，还得看着病人呢。”我对袁水拍同志实在很抱歉，我并不愿意得罪他，可是他介于江X和我们俩之间，只好对不起他了。
而稍早几年，黄永玉在《北向之痛——悼念钱钟书先生》（1999年）一文中，也写到这个故事：
“XXX”横行的时候，忽然大发慈悲通知学部要钱先生去参加国宴。办公室派人去通知钱先生。钱先生说：“我不去，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这是江X同志点名要你去的!”
“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哈!”
“那么，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
“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钱先生没有出门。
两相对比，除了可能因传闻或回忆产生的细节失真，黄永玉的讲述更为活灵活现，乃至有几分小说笔法，甚至让我感觉他写这段时，不自觉地参考了孔子的一则故事：
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论语·阳货》）
译文： 孺悲想见孔子，孔子推辞说有病不见。但传话的人刚出门，孔子就取出瑟弹唱起来，故意让传话的人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