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本人是非常讲理的。
1881 年 1 月 6 日，荷兰社会民主党的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给马克思写信，告诉马克思说，荷兰社会民主党人打算把一个问题提交即将召开的苏黎世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讨论，这个问题是：假使社会党人取得政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他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首要的立法措施应当是什么。
马克思在复信中回答说：“您告诉我的要在即将召开的苏黎世代表大会上讨论的问题，在我看来是提得不正确的。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但是，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虚无缥缈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没有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是不能解这个方程式的。”
“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这话说的多好，革命导师不是白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