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说，这两年的香港真是变太多了。

向华强需要开发布会澄清自己没破产，王晶开频道到处爆人过往大聊隐私甚至造谣温兆伦都没事，这要是在90年代，完全不敢想象。

当年王胖子因为《赌神2》偏心邱淑贞就挨了顿揍，被人打成猪头，需要用轮椅出行。

当然王导也不是一般人，多年之后，还能把15针的伤口在节目中说成是对方精心设计的，只给了一拳，并且表示不怪主谋，他只是给了个交代。

石破茂最终还是发表了他的“终战”80周年演说，现在他已经被日本网右打成非国民。

感觉他现阶段的心态完全是破罐子破摔和自民党内这帮反建制分子彻底爆了。

以下是网上偷的本次谈话全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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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 石破茂谈话

——纪念战争结束80周年

自上次大战结束以来，已经过去了八十年。
在这八十年间，我国始终以和平国家的身份前行，竭尽全力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今日我国的和平与繁荣，正是建立在包括阵亡者在内的无数人们宝贵生命与艰难历史之上的。

今年三月，我访问了硫磺岛；四月，前往菲律宾卡里拉亚的日菲战争阵亡者纪念碑；六月，出席了冲绳的全战殁者追悼仪式并参观了姬百合和平祈念资料馆；八月，参加了广岛、长崎的原爆死难者追悼仪式以及终战纪念日的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通过这些活动，我再次深深立誓，要将上次大战的反省与教训铭刻于心。

战后50年、60年、70年的节点时，历任内阁总理大臣都发表了谈话。对于历史认知问题，我继承了以往历代内阁的立场。
不过，在过去三次谈话中，并未充分触及“为何那场战争无法避免”这一根本问题。即便在战后70年谈话中，也仅提到“日本试图以武力手段解决外交和经济的僵局，而国内的政治体制未能起到制止作用”，但未作更深入的探讨。

为什么当时的政治体制未能起到制止作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已进入“总力战”时代。根据当时由内阁设立的“总力战研究所”以及陆军省设立的“秋丸机关”等机构的预测，战败几乎是必然的。许多有识之士也意识到了战争的困难。
然而，即便政府和军部高层明知这一点，仍未能作出“避免战争”的决断，最终陷入鲁莽战争，造成国内外无数无辜生命的牺牲。即便当时的前首相米内光政曾警告：“不要为了避免渐贫而反倒陷入急贫”，但最终仍未能重新调整国家方针。
在战争结束80周年之际，我希望能与全国民众一道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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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___国宪法的问题

首先，必须指出当时制度上的问题。战前的日本，缺乏将政治与军事适当结合的机制。
根据大___国宪法，指挥军队的“统帅权”被视为独立权力，制度上并不存在“文人统制”（即政治应优于军权）的原则。
内阁总理大臣的权力也十分有限。宪法规定各国务大臣彼此平等，虽然首相为首，但并无实际统帅内阁的法定指挥权。

在日俄战争时期，这种缺陷尚可通过“元老制度”弥补。元老们兼具武士与政治家的身份，对军事有深刻理解，能够统筹外交、军事、财政。正如政治学家丸山真男所言，“元老等超宪法存在的调节”，在国家意志统一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然而，随着元老的相继去世，这一非正式机制也随之衰退。进入大正民主时期，政党尝试整合政治与军事。
20世纪20年代，日本作为国际联盟常任理事国，推行“幣原外交”，抑制帝国主义扩张。当时舆论对军方批判严厉，政党主张裁军，军人地位低落，这种不满成为昭和时期军部崛起的背景之一。

虽然宪法上没有文人统制，但在实际运作中，元老与政党通过政治协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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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的问题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统帅权独立”逐渐被军方扩张解释，成为排除政府与议会对军事政策、预算干预的工具。
政党内阁时期，为了争夺政权，政党间互揭丑闻，失去了国民信任。1930年，反对党立宪政友会联合部分海军，将《伦敦海军裁军条约》批准问题上升为“侵犯统帅权”事件，猛烈攻击政府。虽最终勉强批准，但政府威信受损。

1935年，“天皇机关说”争议爆发。学者美浓部达吉主张“天皇是国家机关的一部分”，被政友会利用攻击政府。军方也介入，使其政治化。冈田启介内阁虽试图置身事外，但最终屈服于军方压力，发表“国体明徴声明”，否定天皇机关说，并查禁美浓部著作。
至此，政府逐渐丧失了对军方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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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议会的问题

议会本应对军方进行监督，但这一功能也逐步丧失。
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1940年议员斋藤隆夫的“反军演说”。他在众议院痛批战争泥潭，质问政府的战争目的。陆军愤怒反弹，要求其辞职，结果以296票赞成、7票反对被除名。
即使在预算审议方面，议会也几乎没有发挥监督作用。自1937年起设立的“临时军事费特别会计”，预算内情完全保密，审议走过场，毫无实质性讨论。

同时，大正末至昭和初期，15年间包括3名现任首相在内的多位政治家被国粹主义者或青年军官暗杀，尤其是五一五、二二六事件后，文人对军政策几乎无法自由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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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媒体的问题

同样不能忽视媒体的责任。
20年代的日本媒体曾批判对外扩张，石桥湛山甚至主张放弃殖民地。
但自“满洲事变”后，媒体开始积极支持战争，因为“战争新闻能卖”。各报纸发行量激增。
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后，欧美国家保护主义加剧，日本出口受创，民族主义高涨。法西斯与纳粹崛起，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被认为过时，全体主义思潮蔓延。

在此背景下，关东军发动满洲事变，仅一年半便占领比日本本土大数倍的领土。媒体大肆宣传，激起民众民族热情。
虽有吉野作造、清泽洌等少数知识分子批评军部与外交决策，但自1937年起，言论管制加严，反对声音被封杀，媒体全面转向支持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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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信息收集与分析的问题

当时日本政府是否正确认识国际形势，也值得反思。
例如，1939年德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令平沼骐一郎内阁震惊，宣布“欧洲局势复杂怪奇”，并总辞职。
这反映出日本政府在情报收集、分析与共享方面存在严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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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当今的教训

战后，日本在宪法制度上确立了文人统制。宪法规定首相及各国务大臣必须为文人；自卫队受首相指挥；内阁集体对国会负责，并通过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强化外交与安全协调。

然而，制度只是形式，若运用不当，则无意义。
政治家必须具备正确理解与运用自卫队的能力和见识，不应屈从民粹主义，也不应盲从舆论。
自卫队也应基于专业立场，积极向政治层说明国际与军事情势。

政治必须超越部门对立，避免因内部分裂而迷失国家利益。陆军与海军当年的分裂、内部缺乏协作，导致国家意志无法统一，这应成为警示。

政治家应立足全体国民福祉，从长远角度作出理性判断。若责任模糊、局势僵化，就容易被“勇敢”“果断”等情绪化口号所误导，重复悲剧。

政府决策若有误，应由议会与媒体承担制衡职责。
国会应依法行使监督权，不可为迎合民意或党派私利而损害国益。
媒体则应保持理性、独立与责任感，不可被商业利益或狭隘民族主义左右。

暴力破坏政治、威胁言论自由的行为（包括安倍前首相遇袭事件）绝不容许。

一切的根基在于从历史中学习。
唯有具备直面过去的勇气与诚实，具备倾听他人主张的宽容，才能实现健全而坚韧的民主主义。
正如丘吉尔所言，民主主义并非完美，它需要成本与时间，也会犯错。
正因此，我们必须在历史面前保持谦逊，将教训深刻铭记。

在当今复杂的国际安全环境下，拥有自卫与威慑力量固然重要，但若失去民主制衡，强大的军事组织也可能瞬间摧毁民主。
文人统制与正确的政军关系的重要性，永远不可低估。

议员斋藤隆夫当年在反军演说中指出，历史是战争的历史，胜者为强而非为正义，若在“圣战”之名下迷失理性，将危及国家百年大计。
次年，陆军甚至主张“空袭时市民避难是战意崩溃”，这种轻视生命与人权的精神主义，令人战栗。

若不能正视历史，就无法开创光明未来。
如今，亲历战争的人越来越少，记忆逐渐风化。正因为如此，更应让包括年轻人在内的每一位国民主动思考战争与和平的意义，将其转化为未来的力量，巩固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基石。

我将与国民各位一道，铭记上次大战的种种教训，竭尽所能，确保那样的惨剧绝不再重演。

令和七年十月十日
日本内阁总理大臣　石破茂

和平奖已经颁了，不是川普，不知道他会不会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