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郭靖到韦小宝，金庸对国家民族的想法前后有很大变化。刘慈欣也差不多。我读过他几乎所有小说。早期作品体现的是比较单纯的民族主义，总想着科技相对落后的国家怎么“弯道超车”去干趴美帝。但越往后的作品，这种感觉就越淡。作为一个生于 1963 年的人，他一方面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一方面又深具理性，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让他挣扎于其中。于是在某个时期，他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忽略细节和微观，以超宏大视角来看事物，来回避现实矛盾，给自己的信仰寻找一个合理的安放空间。
刘慈欣、罗伯特・海因莱因差不多是一类人。他们在作品中毫不掩饰自己对国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崇拜。但《超新星纪元》、《星船伞兵》和《意志的胜利》有本质区别。所以，用法西斯这样的词去谈论这些作品是不合适的。
很多词的意思之间都有重叠。同样一个意思，可以用不同的说法。你说什么叫橄榄绿什么是鸭屎绿？然而你看到领导新穿了件这颜色的衣服过来，你怎么说？“您这鸭屎绿的风衣不错啊！”
所以，对于一个“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故事，你可以说法西斯美学，可以说极权美学，可以说国家主义美学，可以说集体主义美学……选择哪个词，其实反映了你内心更深处的一些东西，而不只是形容这个故事。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你不知道这么多词儿，看到别人说法西斯美学，觉得很拽很酷炫，很有学问的样子，就学着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