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 年 2 月，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政治笑话必须被根除——连根拔起地彻底消灭……（Der politische Witz wird ausgerottet. Und zwar mit Stumpf und Stiel …）”

就像一切极权统治都会诞生笑话一样，纳粹德国也有纳粹政治笑话。我前阵子跟你们讲的东德政治笑话和苏联政治笑话一脉相承，但纳粹政治笑话和东德政治笑话也还有些不同。可见政治笑话固然有民族特色，但也和政治环境本身有关。

在纳粹德国讲政治笑话当然是危险的行为。不过在不同时期的危险程度也不太一样。1936 年之前，受到的惩罚还是相对较轻的，即便是在公开场合面向公众讲。纳粹保安局局长海德里希的态度是：对于讲政治笑话的初犯，应该首先考虑给与警告，而不是立即采取更严厉的惩罚。

1935 年 5 月，柏林的讽刺演员（Kabarettist，类似今天的脱口秀演员）维尔纳·芬克（Werner Finck）演出时，他发现观众中有个人正在记录他讲的内容。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保安局的密探，于是他对这个人说：“我讲的是不是太快了？您能跟得上吗，还是我跟您走？”即便是如此直接的挑衅行为，维尔纳·芬克被捕后也很快被释放，只是被判处禁止登台表演一年。

在埃森（Essen）地区被调查的 53 个案件中，有 8 起被判处监禁，19 起案件以口头或书面警告结束，其他案件则被判无罪释放或罚款。

随着二战的开始，特别是纳粹在斯大林格勒战役遭遇重创后，讲政治笑话的人也大大增加了。1943 年 7 月 8 日，党卫军保安局（Sicherheitsdienst）在《帝国内部报告》中写道：“自斯大林格勒战役以来，讲述有损国家利益和低俗的笑话，甚至涉及元首本人的笑话，显著增多。在餐馆、工厂以及其他聚会场合的交谈中，国民同志（Volksgenosse）们互相讲述‘最新的’政治笑话，并且常常并不区分那些内容尚属无害的笑话和那些明显带有敌意的笑话。甚至几乎互不相识的国民同志之间也会交换政治笑话。显然，人们彼此默认，现在任何人都可以讲笑话，而不必担心会遭到严厉的斥责，更不用说被举报给警方。对政治笑话——尤其是某些类型的笑话——抱持应有反感的意识，在广大民众中，甚至在一部分党员中，显然已经丧失。”盖世太保的文件也证明了即使在纳粹成员内部，政治笑话也很流行。

这时候纳粹对政治笑话的容忍度就明显下降了。1944 年有一位铁路职员在车站讲了一个关于“最终胜利”的讽刺笑话，被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起诉，并判处死刑。

以下是一些纳粹政治笑话：

真正的雅利安人长什么样子？像希特勒一样金发碧眼，像戈培尔一样高大，像戈林一样苗条！

希特勒视察一个疯人院，病人都向他行纳粹礼。但希特勒发现其中有一个人没有行礼，就问他为什么不行礼。这个人说：“我是这里的工作人员，我没疯。”

希特勒问一名士兵：“亲爱的战友，你在前线炮火中的时候有什么愿望？”士兵回答说：“您，我的元首，站在我旁边！”

NSDAP 这五个字母是什么的缩写？答案是：“噢，你也在找工作吗？（Na, Suchst Du Auch Pöstchen）”（NSDAP 其实是纳粹党的缩写）

一个厨子要炸土豆，但她没有油，于是她拿起一面纳粹党的旗子在炉子上摇晃。别人问她为什么这样做，她说：“在这面旗子下，很多人都肥了。”

（下图是国内很多人熟悉的《父与子》系列漫画作者 Erich Ohser 在 1932 年画的一幅作品）

看到有人说不建议让青少年读某类书。

这个（🔗网页链接）图中那本《中国古代房事养生集要》是我上中学时候买的。当时书店搞活动，把长期卖不掉的书堆出来促销。像这本，一两元就卖了。

我固然读了这本书里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然而我也知道了白居易还有个弟弟叫白行简。我固然读了《素女经》《玉房秘诀》，然而我也知道了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了解了葛洪陶弘景孙思邈朱丹溪这一条线下来的诸多古人。

这里（🔗网页链接）提到的关于张介宾的事，也出自该书。所以通过这本书，我还知道了对传统医学里那些理论的真伪之辩古已有之。

我觉得只要是合法出版物，都应该认为是开卷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