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 年，杨振宁为自己的一本文集定名《曙光集》。该书的序言我尤其喜欢。真情流露又含蓄细韧，堪称爱国知识分子的心声。我自然无法切身感受到这种生于民族的长夜，直到耄耋之年方见曙光的心境，但细细读下来，也能体会一二。
杨振宁认为 2007 年虽见曙光，但自己年事已高，看不到天大亮了。然而他毕竟有期颐之福。十年后的 2017 年，他 95 岁出版新书《晨曦集》时写道：“当时觉得改革开放 30 年，看见了曙光，天大亮恐怕要再过 30 年，我自己看不到了。没想到以后 10 年间，国内和世界都起了惊人巨变。今天虽然天还没有大亮，但曙光已转为晨曦，所以这本新书取名为《晨曦集》。而且，看样子如果运气好的话，我自己都可能看到天大亮!”
在新书首发式上，他表示，希望到 100 岁的时候出版一本《天大亮集》。
以下是《曙光集》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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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钱玄同写信请鲁迅（1881—1936）为《新青年》杂志写稿，鲁迅回答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醒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可是后来鲁迅还是写了，写了有名的《狂人日记》，署名“鲁迅”。
那是五四年代，是提倡“赛先生”和“德先生”的年代。我正是出生于那个年代。
1927年6月2日上午王国维（1877-1927）离开清华园内西院18号住宅，坐人力车到颐和园，在鱼藻轩投水而死。遗嘱说：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后来陈寅恪（1890—1969）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说：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1929年10月我随父母亲搬入清华园西院19号居住，那时我七岁。后来听到王国维自杀的传闻，记得曾和同班同学熊秉明、郑士京在18号门前徘徊；曾到颐和园看水边的石碑：“海宁王静安先生殉国处”；也曾诵读清华园工字厅东南小土坡下的王静安先生纪念碑。
1938年夏清华、北大及南开三校迁到昆明，成立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由于校舍未造好，文法学院暂迁蒙自。陈寅恪到蒙自后作了一首诗：
南湖即景
景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
桥边鬓影还明灭，楼外歌声杂醉醒。
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
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人间几万程。
那时我是联大一年级学生。
鲁迅、王国维和陈寅恪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史上一个长夜。我和联大同学们就成长于此似无止尽的长夜中。
幸运地，中华民族终于走完了这个长夜，看见了曙光。我今年八十五岁，看不到天大亮了。翁帆答应替我看到，会验证冯友兰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中的一段话：
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
杨振宁
2007年12月于香港中文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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